公司秘書

　　新型安全領域問題層出不窮，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、階層衝突的急劇激化，國內外日趨複雜的形勢都在呼喚一種全新的“大安全觀”，來主導國家安全決策體系，維護主權利益與保障民生安全兼顧。
　　陳竹沁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改革藍圖中，“國家安全委員會”以32字篇幅，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　　十幾年來，眾多學者建言，三代領導人醞釀，國安委的“大國夢”終於落地。
　　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全會後作出說明，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，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，已是當務之急。”
　　有多急？每個國人心中都有一桿秤。
　　釣魚島問題、南海問題，中國周邊亂象叢生；恐怖主義、太空安全、網絡安全，新型安全領域問題亦層出不窮。
　　再加上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、階層衝突的急劇激化，國內外日趨複雜的形勢都在呼喚一種全新的“大安全觀”，來主導國家安全決策體系，維護主權利益與保障民生安全兼顧。
　　“大安全”需要“大戰略”，這也是“大國崛起”的必然要求。
　　建立國家安全決策體系的長效化機制，提前進行戰略風險研判，制定具體的應對戰略和政策選項，是題中應有之意。唯有如此，國家才可能在重大突發安全事件中作出快速反應。
　　用習近平的話來說，“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。”
　　“九龍治水”是行政管理體制中的弊病，國家安全領域也不例外。
　　在現行體制下，涉及國家安全的部門眾多，軍隊、公安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國安部、商務部，還有司法部門等。
　　這些安全管理主體分散，各司其職、各負其責，存在信息分散、溝通不暢、條塊分割的現象，嚴重制約和影響了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。
　　此前，中國不乏設置各種中央及國務院層面的議事協調機構嘗試。
　　這又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：國防動員委員會、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、國家減災委員會、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、國家防震抗災委員會、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、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、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、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、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……
　　從實際效果來看，議事協調機構過多、過雜，安全管理的職責交叉、重疊且權威性不足，本身又造成了新的無序局面。
　　即使是專司國家安全議事協調工作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，其局限性也較為明顯。
　　該小組於2000年9月由中共中央組建，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合署辦公，直接負責統籌協調國家安全工作領域重大問題，辦事機構成員目前均為外交工作背景官員。
　　軍事專家岳剛認為，以往安全決策勢單力薄，以外交口主導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牽頭負責，面對綜合性的安全威脅，難以將國防、經濟、公安等力量握成一個拳頭，打出組合拳。
　　俗話說，“磨刀不誤砍柴工”，在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上，理順關係才能幹好事，加強“頂層設計”正當其時。
　　《決定》公佈的一個多月後，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，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。
　　會議決定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任主席，李克強、張德江任副主席，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。
　　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書記親自掛帥，足見國安委規格之高。加上政治局會議明確其在議事協調機構之餘還是決策機構，表明其位階將遠超其他議事協調機構，當然也包括此前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。
　　羅援少將就建議國安委以“小核心，大外圍”的模式構建：前者領導成員應非常精幹，核心部門應由國家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掛帥；外圍則相對寬泛，與安全相關的部門，諸如國防、外交、經濟、金融、安全、公安以及一些情報機構，這些部門的人員都應涵蓋在內。
　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指出，國家安全委員會應該是一個比較靈活的體制設置，今後哪些問題需要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，還要看具體的情況。
　　領導高配方便國家資源合理配置和整合，討論問題及參與成員機動調配，則使龐大機構有靈活轉身的空間。
　　如何將散沙聚攏成塔，國家安全決策體系“塔尖”再造正在進行時。
　　“恐怖分子緊張了，分裂分子緊張了，極端分子緊張了。總之，那些企圖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緊張了。” 去年11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，外交部發言人秦剛這樣評價國安委的設立。
　　當然，我們也期待看到國安委設立後的實際震懾效果，同時也不應忽視其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“試金石”的重大意義。
　　“頂層設計”能否見效，我們且拭目以待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國安委：再造國家安全決策體系“塔尖”）